曾就读于法尔茅斯艺术预科课程的校友安娜·特伦奇（Anna Trench），以其图像小说处女作《弗洛莉》（Florrie）一鸣惊人。作品一经推出，便收获了广泛赞誉，英国文学巨匠迈克尔·莫波格爵士（Sir Michael Morpurgo 是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包括《战马》（War Horse）和《宁静的和平》（Private Peaceful）称其“温柔而真挚”，而小说家切特娜·马鲁（Chetna Maroo 是英印作家，小说《西巷》（Western Lane）曾入围布克奖长名单）则盛赞其“情感丰盈，跃然纸上”。这部名为《弗洛莉》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足球、友情与初恋的动人故事，背景设定在1921年英格兰足总（FA）颁布禁令，禁止女性参与足球比赛的历史节点上，是一部为女性体育喝彩的作品。
今年6月，《弗洛莉》由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旗下品牌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正式出版。这本书情感细腻、画面动人，创作灵感深深植根于安娜在法尔茅斯求学时的生活体验——从足球到身份认同，再到艺术语言的磨练。正因如此，它不仅引发共鸣，也赢得了业内肯定，成功入围“首部图像小说奖”（First Graphic Novel Award，由 Myriad Editions 主办，鼓励新作者首度尝试长篇图像小说创作）及 “LDComics女性漫画奖” （LDComics Award 是英国重要的女性漫画奖项，旨在支持女性及非二元性别作者的原创作品）。
我们与安娜进行了深入对谈，聊聊她在法尔茅斯的艺术预科学习经历如何铺就了插画与写作的道路，以及这段成长历程如何成为她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你在创作这本图像小说时，是先动笔写故事，还是先画出画面？
我从小就热爱踢足球，一直想为它创作一部漫画。直到我了解到1921年英足总对女性的禁令，我才意识到，这是我想讲述的故事。一战期间，许多女足队伍在军工厂里应运而生，到1920年已有150多支队伍。我翻阅那一时期的女足老照片，深受触动：女孩们神情专注、膝盖沾满泥土，身穿条纹球衣，目光坚定。我不禁想象，她们在时代裂缝中短暂获得新生，又被迅速封堵，是怎样的滋味。而“弗洛莉”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队伍名单上，我于是以她为名，展开了创作。
你曾提到在法尔茅斯踢球的经历部分启发了这部作品，可以展开谈谈吗 ?
我小时候对足球情有独钟，但在中学时却几乎没有机会踢球。直到我来到法尔茅斯，看到一则特里莫女子足球队（Tremough Ladies Football Team）的招募广告，人生仿佛按下了重启键。这支队伍由本地人和学生共同组成，她们热情地把我带上装满乐可（Lucozade）饮料的破旧小巴，沿着海岸线驶向比赛地。整个过程我都非常享受：我们在乡间草地和悬崖边的球场上奋战，赛后喝黑啤、吃康沃尔馅饼，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这不仅让我重新找回踢球的快乐，也让我遇见了许多公开身份的酷儿女性。也是在那段时光里，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或许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虽然我没有小说主角弗洛莉那样的速度，但她在团队中的归属感、自我认同的萌芽，以及在海风中驰骋绿茵的感受，与我有许多共鸣。
你在法尔茅斯的学习经历如何影响了你成为图像小说创作者的选择？
《弗洛莉》呈现了女性足球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展现了20世纪初期的酷儿爱情，也触及了悲伤、友情与家庭这些永恒的主题。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能打动读者的心，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在法尔茅斯，我接触到了许多出色的插画师与漫画艺术家，得以在宽松的氛围中专注打磨作品。我还记得曾听过一场关于图像小说的讲座，主讲人正是一位来自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编辑。当时我心中暗许，总有一天，我也要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艺术预科学年结束后，我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主修英文，在那里我依旧坚持创作，包括为《卫报》绘制政治讽刺漫画。此后，我还在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 Cambridge）完成了艺术驻留项目。虽然我并未就读艺术本科，但在法尔茅斯度过的那段时光，让我具备了继续独立创作的勇气与能力，那份灵感也从未远离。
《弗洛莉：一段足球与爱情的故事》（Florrie: A Football Love Story），作者：安娜·特伦奇。由乔纳森·凯普出版社于6月19日出版，现已上架发售，欢迎选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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